一、维新与守旧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中国是衔接，尤其是哲学记得最大论战，便是维新与守旧之争：中国是坚持“天不变道亦不变”还是坚持变法进化呢？这期间发生的最重要的事就是“戊戌变法”与“百日维新”。

    康有为和谭嗣同站到了编发的最前线。为了给变法提供理论依据，康有为编著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春秋董氏学》等著作。康有为认为东汉以来的儒家古文经学是“伪经”，使刘歆为王莽而伪造的“新学”，并对其进行了强烈的抨击。康有为认为《周易》是讲“天道”而穷“变通”之理的，为此他提出了人性自然论，反对宋明理学，从而也是反对清王朝的正统思想的。他认为，人不同于万物，在于“人能学”；人与人之不同也在于“学”。康有为的人性论以“人性平等”说批判封建等级的人性论，他认为，人性是与身俱来，天然合理的。这些自然人性论的观点，显然与封建主义虚伪的道德说教针锋相对，因为具有进步性。

    如果说康有为是以维新变法的领袖人物著称于世的话，那么谭嗣同更令人景仰的是为维新变法的英雄献身。谭嗣同的哲学思想非常复杂，集中体现在《仁学》这一著作中。他不仅接受了王夫之的“道不离器”的唯物主义观点，还受到一些维新派人士和外国传教士的影响，同时还迷信宗教特别是佛教。“仁“本来是孔子思想的主要内容，谭嗣同作为复兴“孔学正门”的维新派人士，只能借助于“仁”的思想，将其政治伦理观念包含其中。这样“仁”就成了谭嗣同的重要哲学范畴。谭可以说是当时最激进的反封建人士，这可以从他的“民本君末”的口号中看出。他以“民权”这一思想出发，反对封建主义的君主专制和由此产生的“忠君”思想。

    我们从康谭二人的哲学思想中大概可以看出维新变法失败的原因，他们一边是想通过光绪皇帝之手来实施变法，另一边却又反对封建统治者最根本的统治思想，无怪乎会受到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镇压。

    他们二人变法后基本上就从历史的潮流中隐退了，而梁启超却担当起了生力军的角色。

    梁启超对中国哲学的一个独特的贡献就是提出了一个如何培养和造就理想人格的问题，这就是所谓的“新民”思想。他认为进化是宇宙也是历史的普遍规律。他说：“进化者，向一目的而进之谓也。日迈月征，进进不已，必达其极点。凡天地古今之事物，未有能逃进化之公例也。”个人的进化，不过是生理上的进化，而这在古今人区别不大；而人格群的区别，古今大不一样。梁启超看到了生物学上的人与社会学上的人的区别，看到了生物界进化与人类社会进化的区别，这是历史观上的一大进步。并且梁启超还看到社会进化发展具有规律性。

二、革命、改良与复辟

    由于改良思想的无力和无效，在中国又崛起了革命派。这便形成了革命派、改良派核反对派三者之间的相互论战。

    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   如何估价人民群众

    改良派认为，社会改革，只有依靠上层人物，实行自上而下的改良。因为中国百姓只求饱食暖衣，不知自由革命的道理。人民群众不过是无知的群氓，入闹起革命来，健步可收拾。革命派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见解。章太炎认为“明公理”，“去旧俗”，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实现。他认为，革命的英雄豪杰，也离不开人民大众的支持。

      （二）   如何理解进化论

    改良派不反对民主共和，但主张必须经过君主立宪这个阶段，他们也是信仰进化论的，但却反对突变，只讲循序渐进。对此，孙中山曾反驳说：“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忘过渡时代之要以也。”

    改良派反对革命，一个重要理由是说革命造成的破坏和牺牲太大。康有为说：“革命者甘为水火，甘为炸药，甘为大疫，宁杀三分之二之人，以望将来之大乐。”孙中山反驳说：“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备之立宪乎？”

    其实，改良派之所以反对革命，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们的政治地位及权利会受到相当大的冲击。

      （三）   如何对待天命论

    改良派开初都不大谈论天命论，严复甚至还批判天命论。但当他们同革命派论战时，却谈起天命论来。章太炎曾驳斥道：“拨乱反正，不在天命之有无，而在人力之难易。今以革命比之立宪，革命犹易，立宪犹难。”（《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在这场论争中，复辟派也扮演着一个不可小觑的角色。袁世凯上台后，陈焕章、沈曾植和姚文栋等人发起孔教会，力图将孔教定为国教，极力维护封建纲常。这些手段充其量不过是为了巩固起封建统治的伎俩，最终随着袁世凯的倒台一起烟消云散。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孔教会的会长正是康有为！

三、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

    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前，一些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便开始在中国传播唯物史观，这一方面为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思想基础，另一方面也使他们成为共产党的早期领袖。李大钊便是这些人的杰出代表之一。

    他主要阐述了三个问题，一是关于社会的基本矛盾，二是关于阶级与阶级的斗争，三是关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他用马克思的理论论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他说：“上层的变革，全靠经济基础的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油密切的关系。如马氏所说，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他变动。”唯物史观绝不意味着只讲经济不讲人，李大钊说：“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哪一个伟人圣人给我们造的，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的。”

    陈独秀也是早期唯物史观的主要传播人，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领袖人物。他把唯物史观的内容概括成两个方面：“其一，说明人类文化之变动。其二，说明社会制度之变动。”在批驳人们对唯物历史的歪曲时，陈独秀指出：“（一）一种经济制度要崩溃时，其他制度也必然要跟着崩溃，是不能用人力来保守的；（二）我们对于改造社会的主张，不可蔑视现存社会经济的事实；（三）我们改造社会应当首先从改造经济制度入手。”这就同李大钊的观点比较一致了，是有经济变动决定的社会制度变动。

    瞿秋白作为中国共产党继陈独秀后的第二位李领袖人物，也是一位很有理论素养的人物。他认为人类社会生活虽然很复杂，但都有一定规律可循。唯心史观则只承认目的而否定原因，从而也否定规律。按瞿秋白的定义，无定论即意志自由不受束缚，有定论即意志自由不自由，受环境束缚。他批驳说：“假使无定论一贯到底，就能成就哪种结论呢？人的意志若是绝对自由绝无联系，那他就是无原因的。”“无定论实际上不过是‘玄妙化’的半宗教解释，丝毫不能说明实际事实。”“唯一正当的观点，只是有定论。”《现代社会学》瞿秋白正确的认识到，任何偶然性都有其必然性贯穿其中。

    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中的唯物史观，主要体现在他对中国社会的实际分析上，也即唯物史观的具体运用。

      （一）   从社会存在出发进行阶级分析

    早期毛泽东主要是应用唯物史观指导中国革命实际。他进行阶级分析时，充分体现了他的社会存在第一的观点。他将阶级分为地主买办阶级——革命的敌人、民族资产阶级——不能成为革命领导者、小资产姐姐和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朋友、工业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他还特别强调了领导农民运动的极端重要性。

      （二）   从中国国情出发进行革命斗争

    首先，毛泽东指出，十月革命后，“是革命与反革命两大势力做最后斗争的局面”。其次，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他主张“一切权力归农会”，“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大规模革命运动都是由农民主导的，毛泽东充分意识到了农民这一势力的重要性。

      （三）   坚持群众观点发动群众运动

    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毛泽东是这一观点的最好实践者。他指出，要想推翻地主阶级，必需发动千百万农民群众，进行群众运动。

    在这些唯物史观影响者中国历史进程的同时，泛滥的唯心史观也将二十世纪上半也的中国搅得翻天覆地。

      （一）   胡适实用主义的唯心史观

    胡适在中国的近代学术思想史上，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在“五四”期间提倡白话文，起到了进步作用。但自从唯物史观进入中国思想界后，他便跳出来论战了。

    胡适极力反对唯物史观的阶级斗争理论，他认为这无形中养成了社会上一种普遍的阶级仇视心，“使历史演出了许多本不须有的惨剧。”胡适主张一点一滴地解决问题，反对革命性地变革，他说：“人不过是动物的一种，他和动物只有程度的差异，并无种类的区别。”至于社会，“只能承认从一点一滴的不断改进是真实可靠的进化。”

      （二）   戴季陶民生哲学的唯心史观

    对蒋介石既有重大理论影响的戴季陶，是个有自己体系的哲学家。他认为，“生存是人类原始的目的，同时也是终极目的。”因此，“民生是历史的中心”。这种离开社会活动，单纯把求生当作历史的根本动力的理论，显然是唯心史观。戴季陶认为，所谓“民生哲学”，“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思想”。“仁爱是人类的生性”。革命的任务就是用“完美的知识，去陶融仁爱的感情”。他的这一观点，一方面证明“纯正的三民主义”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另一方面也用来对抗唯物历史观的阶级斗争学说。

    我看过《蒋介石传》，作者在著中曾说，蒋介石利用戴季陶歪曲的孙中三“三民主义”理论，不过是作为政治上的一种口号罢了，想来也有一番道理。

      （三）   张东荪的新康德主义的唯心史观

    张东荪反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认为“止可由经济而左右政治法律道德思想而不可由政治法律道德思想以影响于经济”。他反对阶级斗争的观点，提出应按职务划分阶级，而不是根据社会经济地位而划分阶级。